中国诗歌绵延千年，孩子牙牙学语之时，家长往往就会引导其背诵一千多年前古人的经典诗歌。这样的无缝对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老师看来非常了不起，她说：“我们是习以为常了，但是放在世界范围内，有哪个民族能够如此？”
辛晓娟是一位年轻的副教授，她的主要研究领域为隋唐文学、诗体学等。她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学者，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。她以笔名步非烟创作了大量的小说、剧本和歌词作品。她还积极参与各类文化活动，曾担任央视大型诗词文化节目“诗词大会”的历届题库专家及“经典咏流传”的总编剧和文学顾问等职务。
于辛晓娟而言，历史是理性的，诗歌是感性的，她相信诗歌有连接整个民族情感与记忆的力量。那么，那些光彩夺目的大诗人在他们的时代是如何生活的？有着怎样的衣食住行？辛晓娟在唐诗中穿梭，通过诗歌还原唐代那些著名诗人的生活场景，并将这些思考和研究融汇在她的新著《人生得意在长安：诗说大唐》中，为读者呈现出了唐诗背后的时代画卷。
创作经历有助于了解诗人的细腻心思
辛晓娟在唐诗研究中有很多创见，这在11年前她的著作《杜甫歌行艺术研究》中就大有体现。比如杜甫喜欢模仿友人擅长的诗风做诗，然后将诗赠送给对方。对于这一心态的把握，辛晓娟坦言自己的创作经历有助于了解诗人的细腻心思，“我原来在创作的时候，偶尔也会去模仿朋友的文风，有时候会有一种较量感，比如你写得很细腻，我就要写得更细腻，然后寄给你看，会有这样一种心态。看杜甫的作品，比如他写歌行体的时候，有几首诗写得比较像李白，他去表达自己豪迈、仙气的一面；有的诗又有岑参奇绝的一面。”
在辛晓娟看来，杜甫说自己“转益多师”，其实就是不断学习。“杜甫不是一个天才型的诗人，他靠不断学习和努力，达到了和天才比肩的位置。李白是他的偶像，李白很早就靠天分站在了山巅，杜甫则是吸纳优秀作品，向一切优秀的人学习，最后从另一条路同登绝顶。”这样看来，两位大诗人不同的成就之路，本身就值得后人学习。
那么，诗中的大唐，从何时开始记载与日常相关的琐事呢？辛晓娟说，这问到了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：写诗到底为什么？“其实中唐是一个分界线。中唐以前大家写诗更多是抒情言志，中唐以后大师们开始愿意把日常写在诗歌里，尤其是元稹和白居易。盛唐人觉得写诗是一件神圣的事情，但中唐人认为写诗是日常。日常的书写无形中记录了长安城的历史。”
【住】
经济条件不一样选择住地也不一样
辛晓娟说，唐代的长安城格局东贵西富。因为地势不平坦，东边较高，西边较低。古代排水也不发达，一下雨雨水就向西流，所以贵人愿意住在东边。“长安城里有六条高坡，建造长安城的设计师觉得这几条高坡像易经的乾卦六爻，天然适合建造帝都，又是东高西低，所以这六条高坡的地段房价特别贵。”长安城有非常好的集市，西边有西市，东边有东市，东市卖的是奢侈品，西市卖的多是舶来品。“因为西边连接着丝绸之路的起点，所以西边是商业中心。”这就引出了诗人们“住”的问题。
辛晓娟说，每个诗人的经济条件不一样，像著名诗人陈子昂是个富二代，他的父亲是四川的地方富豪，不仅富有，而且好施舍，由此养成了陈子昂的富家公子气。他的觉醒来自于一次忽闻读书声。“陈子昂十七八岁还在家乡逍遥自在地当侠客，直到有一天他喝醉了，回家时不小心走错了路，走到了当地的学堂前，听到里面朗朗的读书声，陈子昂突然感到这才是我人生的价值所在，于是他马上绝交了酒肉朋友，开始在家读书。没多久，就去长安城赶考了。”陈子昂到长安城住在宣阳坊，距宣阳坊不远就是娱乐中心平康坊，“相当于酒吧一条街，它的右手边就是卖奢侈品的西市，贵不可言。”
辛晓娟又提起另一位诗人杜牧。杜牧是官二代，唐代有一句俗语：“城南韦杜，去天尺五。”就是说杜家和韦家这两个豪姓，离天子的距离只有一尺五，很有权势。杜牧自己却经常哭穷，有一次他给宰相写信说，我家虽然有钱，但传到我这一辈，兄弟姐妹分家产，我已经孤贫又孤贫，只在安仁坊有旧宅30间。“安仁坊距离宣阳坊没多远，他有繁华地段的30间房，还说自己孤贫，不能不说有点儿凡尔赛。”
唐代的普通文人，就住得远一点儿了。“很多文人住在城南靖安坊，那里房子便宜。比如韩愈，就住在靖安坊。韩愈买一套房子很不容易，他24岁中进士，和陈子昂差不多，但他家里贫穷，父母去世早，他是由嫂嫂带大的。韩愈24岁开始在长安租房子住，直租到49岁才存够钱在长安买了一套房。”所以韩愈提到房子很激动，“他激动得专门写了一首《示儿》诗：‘始我来京师，止携一束书。辛勤三十年，以有此屋庐。’他教育儿子，你看我辛辛苦苦30年终于买了房子，你不一样，你继承我的，生下来就有房子，但是你一定要好好珍惜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。”
患者不以为然，他拒绝了医生的建议，原因是他觉得自己便血没那么复杂，就是痔疮，他自我感觉良好，觉得自己不可能罹患肠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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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关心的李白、杜甫住在哪儿？辛晓娟说，李白在长安没买房，一直住在旅舍里，后来当了翰林供奉后，就住在宫廷里了。杜甫更没有房，他一直旅居在长安，“他们俩都是没有在长安久住的人。”
【行】
骑驴骑马，不只是看心情
房子好不容易买了一个，接下来另外一个好奇，他们在长安城里如何出行？
答案是：马和驴。
“你看杜甫写贺知章：‘知章骑马似乘船，眼花落井水底眠。’贺知章喝了酒之后还骑马，结果出交通事故，掉到井里面了。李白说自己是‘章台走马著金鞭’，不仅骑着马，还有一条金鞭。李白这个马是‘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’，五花马是很名贵的。杜甫就不一样，杜甫说自己‘骑驴三十载，旅食京华春’。”
怎么有骑马的，又有骑驴的？辛晓娟说，还是经济实力的问题。“在长安城里生活，想买匹马，首先不是每个地方都能买的，还得去西市或东市，这两个集市有专门出售马匹以及马匹所用工具的。但买马有很多要求，不是随便就能买的。”
辛晓娟说，首先不能私下交易，因为唐代马是管制商品，是战略物资，可以买，但要向政府报备，而且政府会给一个指导价，不能乱卖。买卖时还要签合同。“那个时候是立市券，相当于现在的合同。正式的合同上要写明价格，马的毛色、年齿、特征等，甚至哪里有块疤，都得写清楚。也要有售后服务：买卖双方要遵守‘三日内听悔’，咱们今天是七天无理由退货，唐代是三天。”
如果忘了立市券会怎样？“官方会追究责任，买家打四十板子，卖家打三十板子。”
唐代买一匹马要多少钱？辛晓娟说，唐代初年和中期不一样。“在元和年间，白居易、元稹他们生活的时期，一匹普通马是6万至10万钱。如果遇到千里名驹，花上百金也不足为奇。唐代一两黄金等于8000钱，百金就是80万钱，可以买一万担大米，是一笔巨款。”
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诗人骑驴？是因为驴便宜？“确实是原因之一，驴是马的平替。一匹马要几万钱，一头驴的价格不到其1/10。”辛晓娟接着说，骑驴还有一个原因，唐代只有比较高级的官员才能骑马，如果是白生、平民，有钱也不让骑马。但后来又有转变，骑驴不再是因为人穷，或不让骑，或不擅长骑马，而是一种文人腔调。“这要归功于文人共同打造出了骑驴比较仙的形象。唐代故事里有道士常骑驴，比如张果老；文人，比如李贺。李贺个子高，手指细长，身体瘦弱，他每天骑着毛驴在后山觅诗，有灵感就写下来装在锦袋里，营造出了仙气飘飘的破碎感人设。”
“其实李白也骑过驴。有一次李白骑着驴走到华阴县，冲撞了华阴县令的车队。县令让人把李白拦下来，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大胆，敢在这儿骑驴！李白说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‘曾令龙巾拭吐’‘御手调羹’‘天子门前，尚容走马；华阴县里，不得骑驴’？”不能不说李白就是李白啊！“从那之后，很多文人都喜欢骑驴了，不是不能骑马，而是就想骑驴。”
在唐诗中，辛晓娟还看到有侠客骑驴，看到豪华牛车。侠客的驴是法术变出来的，豪华牛车则是大家摆阔用的。因为牛拉车虽然平稳但走不快，但坐车人要的就是慢慢走，炫耀的不是车，而是人。辛晓娟说，《明皇杂录》里讲到杨贵妃姊妹的牛车，里面金玉堆砌，还有精翠点缀，“一车之费，不下数十万贯”，十万贯可以在长安买栋四合院。结果导致了一个结果：车被装饰得太重，牛都拉不动了。
【上班】
眉毛胡子上挂着冰碴脸上都是灰一点威严都没有
如此说来，唐代很多诗人都当过官员，那么他们怎么去上班呢？辛晓娟说，先说结论，他们上班非常困难和痛苦。
辛晓娟先剖析长安方位。大明宫在城的东北角，一般的文人官员住在城南，他们的通勤距离大概有十几公里。再从上班时间看，唐代的早朝时间一般在六点到八点之间，要赶上上朝时间，大概四点就得起床。“平常日子还好，如果遇到刮风下雨的天气，那可就遭了罪了。”
辛晓娟以白居易为例。白居易在元和年间担任太子左善赞大夫，要到太子东宫去上班。他就曾写诗吐槽，说早上起来鼓还没响，唐代的管理制度规定，敲鼓之后坊门才开，所以他起早了也出不去。他着急，坊门一开就像冲刺一样往东宫赶。“白居易骑马，但是一匹瘦马，走不远，使劲打也跑不快。”
后来白居易去大明宫上班，一年冬天他提着蜡烛从他的出租房出发往大明宫走。“有钱人可以雇人帮忙提蜡烛，白居易是自己提蜡烛。”当时长安城的路面没有硬化，都是土路，一遇雨雪便泥泞不堪。“唐朝对宰相有一个优待，就是朝廷会用白沙子从大明宫一直铺到宰相家门口。”白居易不是宰相，但他和宰相有一段同路，沙子路比土路少泥泞，但下雪天会非常湿滑。
白居易写诗：“上堤马蹄滑，中路蜡烛死。十里向北行，寒风吹破耳。”“寒风吹破耳”是因为终于走到大明宫门口也不能歇，要站在那里等皇帝准备好了才能进去。大唐王朝，堂堂朝廷命官，在大明宫门口，没有一个地方遮风避雨，一旦遇到刮风下雨，这些官员眉毛胡子上挂着冰碴子，脸上都是灰，一点威严都没有。辛晓娟说，直到元和年间，白居易、元稹等大臣都反映这太不像话，将此事上书朝廷，才争取到一个棚子。
辛晓娟说，到大明宫口还不算完，进入宫门，还有一条长长的门道，穿过门道再向前走，是一座可以容纳数万人的巨大广场。到了这里，即使是宰相也不能骑马了，所有交通工具放下，全体步行走过去，那个长度大概有公交车一站地的距离。
好不容易走完广场，面前是一条四米多宽的水渠，上面有三道桥，过桥之后到含元殿。到此辛晓娟补充说：“不是每一次上朝都在含元殿，只有重大节庆才在含元殿。”
假设赶上了大型节庆怎么样？“含元殿的地基有五层楼高，上面的建筑是16层。没有电梯，只能爬。含元殿门口有两条阶梯，这两条阶梯从很高的含元殿上垂下来，时称‘龙尾道’。”
龙尾道有多远？78米。
据说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就在一次爬龙尾道后体力不支了。“柳公权当时80多岁了，早上没吃饭，又爬了78米的龙尾道，到了大殿前后，已是气喘吁吁、精神恍惚。那次是一个宣布皇帝封号的盛大庆典，皇帝的封号本来是‘和武光孝皇帝’，柳公权却说成了‘光武和孝’。结果被御史弹劾，罚了他三个月的俸禄。”
【人】
他们在生活里留下的痕迹更为光彩夺目
辛晓娟从唐诗去看唐代人生活的同时，也在思考国人喜爱唐诗的原因。“我们爱的仅仅是‘九天阊阖开宫殿’的华丽宫殿，爱的是‘黄河之水天上来’的山河壮美吗？我觉得不单纯是这样的，我们更爱的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。”
辛晓娟感慨：“人才是诗，人也是永远读不完的书。李白把自己活成了一首诗，杜甫也是，所以只读他们的诗我觉得是不够的。他们的一生给后世人们的审美带来的启迪，比他们留给这个世界的一千首诗更加震撼。我们会遐想，在那个时代居然出现了那样一个人！”
辛晓娟在书里专设一章书写对于唐开元盛世的思考。“唐的盛世到底盛在哪里？是经济发达、地域广阔？我想不单是这些，它还盛在人物。这些诗人在生活里留下的痕迹，才是更为光彩夺目的。”
“仅以天宝三年为例，这一年杜甫在长安写下了《饮中八仙歌》，他看到了这些神仙一样的人物。这一年李白44岁，刚刚放还，离开了长安。这一年的夏天，李白和杜甫在洛阳相遇，与高适一起开启了一场文学史上的壮游。这一年王维刚过不惑之年，开始经营他的辋川别业。这一年岑参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中了进士，意气风发。而如果我们在这一年把目光不局限于诗人的话，有一位将军叫做王宗汜，他正接受朝廷的封赏，因为他在前一年击败了突厥军队，从此塞外安定。同是这一年，郭子仪中了武举，准备大展拳脚。”
说到此辛晓娟悠然神往：“如果我们回到天宝三年的长安城，可以听到李龟年唱着新曲，董庭兰弹着琵琶，公孙大娘正在向弟子们传授剑舞的奥义。怀念那个时代，更多是怀念那个时代熠熠生辉的人物。我愿意从人出发，从他们的作品出发，看他们在那个时代遭遇了什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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